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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既忌于士儒学古非今惑乱黔首不利于稳定政局;

2022-07-30 04:42:24 发布 浏览 526 次

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既忌于士儒学古非今,惑乱黔首,不利于稳定政局;又鉴于先秦诸侯各国厚招游学,虚言乱实,致使社稷灭绝的教训,断然实行了取缔私学、焚书坑儒,以吏为师等政策与措施。同时,秦始皇恃强权立国,在实施文化教育政策方面,也薄仁寡义,“事皆决于法刻”,表现出极大的严酷性。

前年,儒学博士淳于越借为秦始皇贺寿之机,鼓吹分封制,提倡“师古”,引发出一场有关私学是否应继续存在的争论。丞相李斯认为:私学是“古者天下散乱,莫之能一”环境下的产物,今皇帝并有天下,别黑白而定一尊,士当学习“法令辟禁”,而私学则以不合法度的内容竟相教人,各以其学妄议朝廷政令,私学不禁,则必然导致“主势降乎上,党与成乎下”的恶果,从而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。因此,他力主取缔私学。他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赞同与批准。取缔私学政策的实施,标志着春秋、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。民间的学术传授被定为非法活动而加以禁止,对教育事业无疑是巨大的摧残。

民间藏书是私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前提,因此“焚书”便成为取缔私学的基本措施。前年,秦始皇颁布“挟书律”,规定:“史官非秦纪,皆烧之;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尉杂烧之;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,弃市;以古非今者,族;吏见知不举者,与同罪;秦坑儒谷令下三十日不烧,黥为城旦;所不去者,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”。次年,儒生卢生和侯生对秦始皇的为人行事指责一番后逃亡,儒生余人被牵连告发,坑杀于咸阳。太子扶苏也因谏止此事,而被贬斥上郡。“坑儒”本是一次孤立事件,与“焚书”并没有直接联系,也不具有政策性意义,但恰好发生在焚书禁学之后,而且又是针对读书之人,因而人们将其与“焚书”联系在一起,客观上成为秦代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体现。

实施这样严酷的政策,使绝大部分民间藏书毁于一炬,实为学术文化的一大浩劫。焚书、坑儒、禁学,激化了社会矛盾,促使大批的知识分子转化为秦政权的反对派,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称:“陈涉起匹夫,驱适戌,以立号”,而鲁中缙绅先生竟不计其微贱,纷然往归委质为臣,原因就在于“秦禁其业而发愤于陈王”。当时有些学者也不顾禁令,私藏图书。如济南伏生藏《尚书》于壁中,直到西汉建国后,才将藏书掘出,并在齐鲁一带传习讲学,成为汉初专治《尚书》的一代宗师。当然,由于秦王朝国祚短暂,博士隶属于“九卿”之一的掌管礼仪祭礼的太常。汉初博士秩为四百石,宣帝时增为比六百石,官品相当于县令、县长,只不过是中下级官职。但博士在朝廷中很受尊崇,其地位优于其他同级甚至级别更高的官员。《汉宫仪》记载冠冕之制,博士与卿、大夫、尚书及二千石级高官享有同等待遇。朝贺时博士“位次中郎官”(秩为比二千石),在朝廷中占有正式的一席位置,非一般属官可比。博士可直接与皇帝对答,并常被皇帝派遣赴各地巡视吏治民情,无人敢于怠慢。博士升迁之途也是很优越的:“高为尚书,次为刺史,其不通政事,以久次补诸侯太傅。”丞相也多有博士出身者,这是汉代尊师传统所致。由于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,博士选拔条件也相当高,或是已具名望由朝廷直接征召,或是由了解其人的官员荐举,总之需兼顾德行、学识、才干、身世等方面的条件,还有限年岁以上的惯例,如此严格的标准是与博士作为官方学术权威代表的地位相符合的。

太学

“太学”之名,早已出现于儒家经籍所描述的西周教育制度中。汉代太学的建立,以前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为标志。博士即太学教师,博士弟子即太学生。最初博士弟子只有人,各自随师专经学习。以后弟子名额成倍增加。汉成帝时效仿孔子弟子三千之制,也将博士弟子定员为人。东汉太学生人数继续增加,最多时达万余人。太学有博士舍、内外讲堂、学生住宅区,还有商业区印治安管理机构,堪称当时全世界规模空前的高等学府。东汉大多数皇帝均曾亲临太学视学,召集师生讲论经术,观看太学的礼仪活动,并赏赐师生以资勉动。皇帝视学的传统为历代王朝所继承。

太学生的来源最初有两种:一是由太常直接挑选“年十八以上,仪状端正者”,二是门地方举荐“好文学、敬长上、肃政教、顺乡里、出入不悖所闻者”,其对象为民间子弟。西汉末年以后才要求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受业,但这些人自幼养尊处优,又以通过特权赋予的“荫子”途径作官,对入学学习多缺乏热情。而民间子弟入太学,既可以免除徭役赋税,而且还能以此作为进身之阶,学习的积极性很高。太学虽不收学费,但生活费用仍需自理,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,不得不靠劳动谋生来维持学业。例如翟方进靠母亲随其赴京,编织草鞋提供生活费用;倪宽承担给同学作饭的事务,自己也得以果肠;匡衡、桓荣等人则在课余时间受人雇佣,靠打工维持生计。

太学学生多而教师少,不可能逐一照顾周全,除定期指导、讲授和举行集会活动外,平时主要由学生自修、自习。太学没有限定的学习期限,学业完成的标志就是被选拔作官。因此太学的主要管理措施就是考试。最初是每年考试一次,通一经以上者即可作官。后因学生人数猛增而官位有限,考试改为甲乙丙三科:“甲科四十人为郎中,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、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。”在限定的录用名额内择优选拔。东汉时改为两年考试一次,要求通二经以上,按名次高低补充官员缺额。未考中者可留校继续进修,以待下次再报考。由于补官越来越难,滞留太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“结童入学,白首空归”者不乏其人。为安抚久困太学者的怨愤情绪,朝廷数次为岁以上的太学生举行特别考试,凡合格者即赏给一个官衔,以此来诱导士人毕生埋头于经籍的学习中,起到控制知识分子的作用。

地方官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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